看着自己生活的城市从沉睡中渐次苏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的肌体也需要渐次苏醒。最近加强了锻炼，开始晨跑，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和引体向上。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已经降低到了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水平，与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记忆已经相去甚远。我一方面不禁为此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又感到一丝庆幸：希望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在想要不要买一辆山地自行车。我现在猜测，过去那些年之所以能够保持体型和身体素质，可能跟每天都要骑行半到一个小时有关。千金难买老来瘦，我可不想变得大腹便便、脑满肠肥，得那些富贵病。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革命，锻炼身体！

这个周末很买了一点东西。

昨天在数码广场门口的小摊上买了三张Micro SD卡，其中两张4G的，60元一张，一张8G的，110元一张。一个号称原装、实际可能是高仿的索尼耳塞，20元。一个Bigpack60升的登山包，6折，568元。一件快干衬衣，缺码处理，78元。

今天在四川图书批发市场转了一天，在西南书局的铺子上买了一套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下册），合计66元，一本梯利著、伍德增补的西方哲学史，40元。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经典版本。因为家里已经有不止一套（包括盗版），所以都算是重复投资。作为经典著作，过去一直非常敬畏和珍惜，不敢在书上做自己的批注。现在有了这一套，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在书上做读书笔记了。回家后抱着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口气读了一百多页，虽然很多地方似曾相识，可是印象都已经非常模糊了。离我第一次读，毕竟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年了。总体感觉非常亲切，仿佛回到了那个“既有才智而又有幸福，而且还是通过才智而得到幸福”的时代（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第81页）。

我对信教者（无论信仰何种宗教）的同情，正如他们对我的同情一样。对于那些自以为找到了永恒的真理、并且喋喋不休传播教义的人，我希望他们从下述引文中得到一点启发：“关于世界的性质与构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假说。形而上学的进展（就曾经存在过的而言）就在于所有这些假说的逐步精炼化，它们涵义的发展以及对于每种假说的重新改造，以期能对付那些相信敌对假说的人们所发动的反驳。学习着按照每一种体系来理解宇宙乃是想象力的一种愉悦，并且是教条主义的一副解毒剂。此外，纵使没有一种假说可以完全证实，但是如果发现在使每种假说都能自圆其说并且符合已知事实时所能包含的东西，这里面也就有一种真正的知识了。”（同上书，上册第66页。）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对西方哲学史有基本的了解，那么他信仰耶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的可能性会大为降低。同样，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哲学史有基本的了解，知道佛教中国化、与中国本土固有观念如何逐步融合的过程，也就比较不容易相信佛教了。正如季羡林所说，一切宗教的教义、仪式都是漏洞百出甚至荒谬可笑的（季羡林：《佛教十五讲》，据记忆引大意，非原文）。

另外买了中华书局的一本《孙子兵法新注》，是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注释的；一本《古文观止》，是我敬佩的教授葛兆光领衔注解的，注释简略且没有译文，非常适合我。两者都可谓是善本。

最后是跟工作有关的书。一本“北大投资银行学丛书”《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理论与操作》，一本周春生的《融资、并购与公司控制》（第二版）。前者今天读了二十来页，感觉非常通俗简明，适合入门者如我阅读。只是语言有点类似翻译体，看起来让人感觉不大舒服。我发现学经济学的人大概都有些这个毛病：语文功底太差。丛书主编何小锋在总序里面说“一将成名万骨枯”，感觉非常别扭；而梁小民译的曼昆《经济学原理》简直就可以直接扔垃圾堆了——我至今后悔买了那套书，还不如读英文原版。周春生的那本书尚未细看，不过第一印象还不错。

经济学尤其金融学，我实在是外行。不但是外行，而且一直将这一学科领域视为畏途，不敢染指。如果没有《货币战争》一书的启蒙，我无法想象自己接近这个领域。所以，不管怎样，《货币战争》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不能永远满足于此。就像读《论语》要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入手，或者至少从杨柏峻的《论语译注》读起，而不能满足于于丹之《论语心得》一样。

这个周末过得很清静，精神上得到一些愉悦和满足。

《货币战争》在薛涌先生的眼中，恐怕跟《于丹讲论语》在我眼中差不多。读书不能读外行书，追求经典、追求权威，拒绝流行、拒绝畅销，本应是读书人的基本常识与自觉。可惜，在现代学科门类繁多、知识学术高度专门化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

拜货币战争博客所赐，开始读尼尔·弗格森的《货币崛起》。虽然也是畅销书，但是作者似乎显得要更加专业一点。对我来说，作为启蒙意义的读物，还是很不错的。接下来准备啃各版本的投资银行学。

投行业务可能成为律师业务新一轮的增长点，尤其在内地。把握这个机遇，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可能至关重要。

这几天颇有些学术造假的新闻。看新闻里面学术界的一帮人义愤填膺，如丧考妣，实在是有趣得紧。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书算得上什么大事？资治通鉴就是抄的，抄史记、抄汉书，还抄得少了？那都是大段大段、几乎一字不易地抄。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又是全抄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几乎都是抄的，比如抄帝王的起居注之类。帝王的起居注，说到底还不是抄，抄各种各样的手敕、奏表……只要你会抄，抄得有水平，依然可以传为文坛佳话，流芳百世。

抄论文，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凡对现有学阀制度（约等于学术体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如今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所谓学术评价体系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抄点论文评个职称、待遇，完成Mission Impossible的任务指标而已，彼此心照不宣，何必演一出“皇帝的新衣”。再说，谁又比谁干净多少？

读书思考，科学研究，但有创见，不一定写成论文。大多论文里面，尽是垃圾的堆砌。真知灼见，少之又少。读一般的论文，比吃麦当劳的鸡腿汉堡还要恶心。在论文里面找学术，约等于在丽春院找处女。所以即使写出来了，发表了，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去看。写作这样的论文，本来就不是为了学术，抄抄何妨？难道逛一趟窑子，还要三聘六媒八抬大轿吹吹打打抬着进去的不成？

何况抄论文这种事情，只不过约等于到发廊洗洗头而已。与“正规”的桑拿洗浴中心相比，与包二奶玩明星相比，安全性很低，不过是弱势群体的作为罢了。于社会伤害较小，却更容易被抓现行。我国舆论发扬痛打落水狗、但是绝不摸老虎屁股的优良作风和一贯精神，对抄论文这种“学术造假”的行为痛心疾首、口诛笔伐，未见得比抄论文的人光彩。真正造成学术腐败，窒息学术空气，形成学阀制度的种种，他们是不会说、不想说、也不敢说的。

这才是对学术精神最大的强奸。

说起引导和操纵舆论，还是老祖宗厉害。资治通鉴读到三十五、六卷，汉纪二十七、八，新莽即将篡汉前期，王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大多是从舆论、清议上面来的。两千年前，王莽就知道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新莽篡汉的和谐氛围。种种机心，令人赞叹。

白乐天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可惜这是后话了。后世人人皆会放马后炮，做事后诸葛亮，对王莽同志口诛笔伐。可是这帮人当初又是怎样一副嘴脸呢？通鉴里面记载，当初“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群臣盛陈莽功德”。为劝太后将王莽之女纳为汉平帝之皇后，“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安汉公盛勳堂堂若此，今当立后，……愿得公女为天下母！’莽遣长史以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而上书者愈盛。太后不得已，听公卿采莽女。”这是多大的舆论压力？要抵御如此的舆论压力，几乎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需要多么强悍的神经！

王莽与周公之最大区别，恐怕就是言行不一，最后终于暴露了他那一副重重粉饰之下的丑陋嘴脸。这些士大夫们知道上当受骗了，于是拼命撇清自己与王莽的关系，于是拼命对王莽叫骂不绝，有如文革结束后集体的所谓“反思”。文人不过如此！那个位高权重的老儒、大司徒孔光，还不是被王莽像小孩一样地玩弄于股掌之中，徒为后世所笑？“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诸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为请奏草，令邯持与光，以太后指风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设若孔光晚于王莽，后来还不是会声嘶力竭地对王莽口诛笔伐？

所以，舆论引导只能行得一时，行不得一世。可惜后人不记取历史的教训，真理部仍然盛行。然而他们不要忘了，强奸民意，将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人，终有一天会如王莽一般身败名裂，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几日读书，颇有些收获。

一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先读正文之前的导论，非常受感染。最为会心的，是钱先生讲到晚清的历史，认为当时社会已经朽坏，即使后来没有外敌入侵，也将天下大乱。不能因为当时西方列强战胜了腐朽的清政府，就以为是中国文化不行。这个观点，我与钱老不谋而合。所以读到那一段之时，心情十分激动。

二是过去学中国法制史，讲“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教材上认为似乎贵族和官僚就不受法律追究，可以逍遥法外。我对此一向比较疑惑，可惜学识不够渊博，无法加以反驳。昨天读到资治通鉴第三十五卷，汉哀帝时期，丞相王嘉因为直言犯上，受到惩处，将要诣廷尉、下诏狱议罪。按照惯例，大臣一般不肯就狱接受审判，而是选择自杀，颇有宁死不屈、不堪受辱的精神。王嘉因为认为自己根本无罪，所以拒绝众人服药的劝告，而是选择下狱，这就违反了惯例，所以在史书上留下了详细的记载。可见所谓刑不上大夫，也是有历史背景、有前提条件的；并非官僚和贵族就可逍遥法外。教材上的理解，未免望文生义，谬以千里。

此外，这几天读通鉴还发现两件有意思的事。

一是丞相王嘉可以“封还”汉哀帝诏书，叫做“谨不受诏”。也就是说，皇帝做的决定，如果不合礼法，代表官僚系统或者政府（与王室相对）的丞相可以不予接受。皇帝拿他没有办法，只能另外找茬陷害报复。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后来到了唐代，一道法律在经过尚书省、中书省起草和复核，皇帝签章以后，还得经过门下省的认可。如果门下省那边通不过，皇帝签署的法律也不生效，这比如今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还要严格。

二是至少在汉朝，王室和政府的划分还是比较清楚的，尤其是在财务方面。如果王室动了政府的钱，那是不符合规矩的。这跟如今的英国王室差不多。这个划分，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也有阐述。

读书渐多，我越来越倾向于认同钱穆的历史观点，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反思，就又有越来越多新的认识。

 

附：《国史大纲》扉页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展。

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个人死了。新闻报道的风格和规格略有区别。在这个国学大师漫天飞舞的时代，算不得什么大事。

中国的文艺复兴还远远没有开始。四书五经也好，二十四史也罢，读的人和能读的人都少之又少。其他就更不必说了。文化的断裂似乎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我也没有能力来下有个判断或者做一个结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于我怕是只能算一个梦想罢了。

我曾经想整理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中国思想史，上以接续梁启超《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下以探求传统思想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冲击下的演变，从而激浊扬清，去粕取精，厘定出仍需保留的传统。我又曾经想打通东西方历史、文化与哲学，以及通察法律和政治制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为中国的复兴寻一个方向，为世界的发展寻一个未来。这是一个辛苦的工作，即便是天才也未必能够完成的工作。而我已看不到自己投身其中的希望。

十多年前，我初次读到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如痴如醉，似傻如狂。而今，我考虑的是如何应付各方面的压力，完成工作，养家糊口。人生的堕落，便是这样一番轨迹。所以无恒产者无恒心，做形而上的事情，须得衣食无忧才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我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这种伟大的事业，只能以俟后人了。

每时每刻，每个人都对你有各种不同的要求，生活中到处都是无形的压力。

然而我还是要继续努力。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我的追求永无止境，我的脚步永不停息。

历时三月，合资开发房地产的项目昨天终于告一段落。最后这个星期，我几乎是连续工作了七天七夜。

接下来是两个跨境并购和并购后海外上市的项目。一切从头开始，又将一路狂奔。